甄永信二人舍了舟船，登岸后雇了輛馬車，趕往溫州。在溫州盤桓幾日，玩耍一通，在客棧里，甄永信找來針線，把銀票縫在衣袖里，又雇了馬車，取道福州，打算趕往廣州。
從溫州到福州，盡是山路，幾天顛簸，身子都快散了架。太陽偏西時，遠遠望見了福州城。車夫不急不忙，抱著鞭子，不住地吸著管兒，也不吆喝牲口，信馬由韁地往前逛蕩。直當走近城門時，才說了聲，“不對呀。”說完，回頭看了看雇主，自言自語地說，“這城門是些人什么人在站崗，肯定不是官兵。”
甄永信看時，果然不是官兵。這些兵身著洋人士兵的軍服，軍裝顏色卻和小鼻子的不同，倒有幾分像老毛子的軍服，但士兵的面孔分明是中國人。
“莫非是遇上土匪？”甄永信心里敲起鼓來，卻沒敢說出口。眼下沒有別的路，只好硬著頭皮往前趕。到了城門口，兩個士兵攔住了馬車，吼了一聲，甄永信二人沒聽懂，車夫跳下車，沖車上二人喊道，“老總喊你倆下車呢。”
甄永信二人跳下車去，來到哨兵的跟前。哨兵就拿閩南話問，“打哪兒來呀？”
甄永信像聽外語，轉頭看了跑看賈南鎮。賈南鎮也一臉迷惑，車夫在一旁急著說，“大爺在問你二位打哪兒來呢？”
甄永信這才回過神兒來，趕緊說，“從東北來，到廣州去，路過這里。”
另一個士兵見這二人聽不懂閩南話，就擠上前來，操著別扭的北方話問，“到廣州？怎么不走兩湖，卻走福州？想必是犯了事兒的流民。”
聽了這話，二人心虛，有些發毛，賈南鎮兩腿開始哆嗦，甄永信稍穩，勉強能裝出鎮定，焦慮地連聲說，“老總，我們可都是良民呀。”
“良民？”哨兵拿眼盯著他，“革命都成功了，現在已是民國了，你們還留著豬尾巴。”說罷，喊過來另一個士兵，提著把剪子，不由分說，先把三人的辮子剪掉。甄永信看時，果然，這些士兵們腦后都是短發。家鄉自從割讓給日本，不少人已剪掉了辮子，現在辮子被士兵剪掉，也不覺得難過。
“這是什么呀？”士兵又看著賈南鎮身上的包裹問。
“我兄弟二人的盤纏。”
“打開看看。”士兵命令。
無奈，賈南鎮只得打開包裹。包裹里是二人路上使用便利的碎銀。士兵見了，眼里冒出火來，跟著問，“有路條嗎？”
“什么路條？”甄永信納悶，問了句。
“都民國了，連路條都不懂。沒路條，便是非法入境，所攜財物，就要依法沒收充公。”
“老總，這可是我兄弟二人的盤纏，保命錢哪。”
“保命？革命就是要革你的命。”士兵罵罵咧咧地白他一眼，提著包裹要走。車夫見狀，沖上前哀求說，“老總，行行好，他倆還沒給我車腳錢呢，我可是從溫州送他們來的。”旁邊只會講閩南話的士兵吼了一聲，舉起槍托向車夫砸去，車夫就識相地閉了嘴。
聽到吵鬧聲，崗樓里走出一個軍官。士兵把二人的包裹提過去，打開讓軍官看了看，又用閩南話和軍官交談了幾句，軍官就嘀咕了一句，接過包裹，進了崗樓。這士兵就轉回身來，沖著甄永信二人說，“我們長官有令，你二人屬于非法入境，財物已被依法沒收充公，走吧，跟我去登個記吧。”說罷，把槍從肩上取下，抱在懷里，趕著二人進了城，來到一座城隍廟。
城隍廟門口樹立一塊木牌，上邊貼了張紙，紙上寫著“新兵站”三個字。木牌后是一張木桌，一個軍官坐在桌后。手執毛筆，在一本帳簿上寫寫畫畫。甄永信二人被帶到桌前，押送他們的士兵就用閩南話和軍官說了幾句，軍官聽過，用拗口的北方話問了二人的姓名、籍貫、年齡等，給每人發了一張油印的便箋，就讓士兵帶他們走進廟里，送進西廂房的一間屋里。
屋里鋪著稻草，十幾個衣冠不整的漢子坐在稻草上，見二人進屋，都驚虛虛地拿眼瞟他們，等士兵走后，才有一個大膽的奏過來問，“在哪兒給捉來的？”
“城門口。”甄永信說。
“事先沒看見他們？”那人又問。
“看見了。”甄永信說。
“那還不趕緊跑掉？”
“沒想到會是這樣。”
“癡貨，這年頭，看見當兵的，還不老遠躲著。”
“你們是怎么被捉的？”賈南鎮問。
“***，老子是在地里鋤地時被捉的。”
“他們捉咱們來干嗎？”賈南鎮又問。
“干嗎？還能干嗎，當兵唄。”
聽他們談開了，地上坐著的一群漢子也開口發起牢騷，有人罵娘，有人說找準時機逃走，吵了一會兒，聽院子里有腳步聲，才紛紛住了嘴，重新坐好。甄永信看了看剛才發給他們的便箋，標題是“革命軍人須知”，上邊寫著一些民主、革命之類的官話和相關的軍紀，便相信自己真的被捉了壯丁，心里好生懊惱，開始作下一步的打算。
晚上吃過份兒飯，二人借口入廁，低聲交換了自己的想法。
“咋辦？哥。”賈南鎮問。
“見機行事。”甄永信囑咐道，“這些天要少說話，看我眼色行事，說話時要留意的我口風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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